400-123-4567

　　pg电子模拟器国际贸易圈指的是一定国家与地区在长期经济贸易往来中形成的、相对稳定、较为繁盛的区域性贸易圈子。国际贸易圈是一种世界历史现象，古代世界就有地中海贸易圈、欧亚内陆贸易圈（陆上丝绸之路）、北印度洋朝贡贸易圈（海上丝绸之路）、西太平洋贸易圈（东亚贸易圈）、撒哈拉贸易圈、波罗的海和北海贸易圈六大国际贸易圈。进入近代之后，由于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开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国际贸易的大力推进，国际贸易圈不断涌现，扩容提质。

　　因1860年开埠的强有力推动，汕头迅速崛起，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汕头与暹罗、实叻（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菲律宾以及香港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贸易不断加强，而且扩容提质，从而形成一个颇为壮观、尤为频仍、十分繁盛的国际贸易圈，这就是近代著名的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在这个国际贸易圈中，汕头有其重要地位，起着积极的作用。

　　汕头是一个新兴的港埠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是近代才兴起的，得益于1860年开埠。汕头是潮汕的汕头。开埠后，汕头对暹罗、实叻、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菲律宾以及香港等国家与地区的繁荣经济贸易，是对历史上潮汕与东南亚贸易的有力、有效继承。最为主要的，就是清代前期潮汕红头船商人从事的红头船贸易。

　　历史上，潮汕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虽然明代实行海禁政策，但潮汕海盗海商们铤而走险，开拓了潮汕与东南亚的贸易商路。清初朝廷也实行海禁，但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起，为了解决闽粤两省米荒，清廷改弦更张，鼓励暹罗向中国出口米谷，要求暹罗官运30万石米到福建、广东、宁波等地贩卖，并给予免税的优待，中暹贸易由此再度兴起。

　　从康熙末年以后，清廷就一直鼓励中暹米谷贸易。雍正二年（1724年），暹罗米运到广东，清政府令地方政府按时价买卖，不许行户任意压价，压船随带货物，也一概免征税银。雍正六年（1728年），清廷重申“米谷不必上税，著为例”。到了乾隆年间，清廷仍然不断采取措施鼓励进口暹罗米谷。乾隆八年（1743年），清廷规定“带米一万石以上者，著免其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三”。乾隆十一年（1746年），清廷对载米不足五千石的，也免其船货银十分之二。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又定广东商米回粤议叙条例，依据贩运米谷数量，生监可获吏目至县丞职衔，民人可获得九品至七品顶带，进一步刺激商人前往暹罗从事米谷贩运。潮汕商人乘坐红头船，前往暹罗采购大米，以供应潮汀梅及漳泉地区pg电子试玩平台。暹罗成为粤东及闽西南严重缺粮区的主要供应地。

　　红头船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近中国海贸易圈的形成。雍正年间以后，潮汕行驶外洋的红头船，主要就是以暹罗为目的地，以贩运大米为名前往暹罗。但是，贩运大米“向来获利甚微”。于是，红头船商人通过装载大米使航运合法化，但也大量夹带东南亚的香料、苏木、铅、锡等货。这样，虽然米不满五千石，但货可值数十万，既是在从事朝廷鼓励的米谷贸易，为朝廷效劳，又使中暹贸易变得有利可图。同时，红头船商人以中暹贸易为基础，大量贩运南洋商品往国内各港口，进一步延伸了红头船贸易。红头船商人将南洋商品、潮汕蔗糖运往北方苏杭及天津销售，又将天津的杂货、苏杭的丝绸布帛运往东南亚贩卖，再将从暹罗大米运回潮汕等地销售，使红头船贸易成为既具有内贸特点、又具有外贸特点的商业贸易。由于采取多种商品的多边往返循环贸易，米谷贸易转入红头船商人手中，就成了一项非常赚钱的贸易。

　　红头船商人在对暹贸易中占据优势，有其特别的历史机缘。暹罗吞武里王朝（1767—1782年）时期，即清朝乾隆盛世时期，不仅清廷放松对华侨华商的限制，而且身为潮汕人后裔的暹罗郑信皇，对华侨华商实行优惠政策，招徕华商至暹从事商业贸易，派出商船到广东、厦门、宁波等处贸易，甚至要求深入到澄海等县进行商业贸易。红头船商人尤其受暹罗王室的欢迎和优待，潮汕商品也备受暹罗王室的欢迎。郑信皇从潮汕采办了大量砖瓦建材以及各种金属，如铁、铜和银，用于建筑宫殿和制造武器，潮汕成为其重要的贸易对象。

　　在暹罗从事与中国贸易主要就是暹罗的红头船商人。虽然暹罗许多王族和高级官员也从事中暹之间的贸易，对于某些需求殷切和稀罕的商品贸易甚至由暹罗王室所垄断，为暹罗王室的国库贸易，但他们大多委托暹罗的红头船商人进行。暹罗与中国的贸易是由华民政务司管辖，而且由于中暹贸易的增长，华民政务司已日渐重要。暹罗华人，特别是暹罗红头船商人在中暹贸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暹罗对中国贸易领域兴起了民间贸易形式。这些从事民间贸易的暹罗商船多属华人血统的商务官所有，而这些华人商务官船主多为潮汕人，这些潮人商务官船主除了从事航运和贸易事务之外，还代表暹罗贵族官僚从事中暹贸易。拉玛一世和拉玛二世时期，民间商船数目增多，暹罗对中国的民间贸易日益繁荣。拉玛二世时期，暹罗对中国的贸易活动已经散布至沿海城市，从挽巴功至尖竹汶、阁公岛，甚至伸延至高棉和交趾支那，以至马六甲、吉兰丹等，都活跃着暹罗潮汕华侨对中国的贸易。

　　不仅暹罗的红头船商人拥有了大部分暹罗商船，而且暹罗商船所雇的船员也大多是潮汕人。当时，一些往来中国与东南亚的一些暹罗商船多与潮汕人有关，有外国人记载道光年间暹罗与中国的海上贸易船队，“船只共约八十艘……这样的船叫白头船，通常系在暹罗修造，载重约二百九十至三百吨，由广东省东部潮汕人驾驶。这些帆船大部分归曼谷的华侨或暹罗的贵族。前者派遣自己的亲戚，常常是女婿，到船上做货物管理员；后者所派定的货物管理员，由戚属们担保”。暹罗商船的设计也与中国商船无异，实际上很难辨认这些商船的国籍，而清朝政府也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暹罗商船视同中国商船，并且对于贩运米谷的暹罗商船给予种种优待。

　　红头船商人输往暹罗的商品，除了江南丝绸以及北方杂货外，还有大量潮汕土特产品。如铁器。在清代，潮汕仍然是广东著名的冶铁中心，所产之铁质量上乘。因为当时暹罗长期与缅军对峙，对铁器等军需物资有较大的需求，暹罗王郑信就曾派人通过官方渠道到中国采购大量的硫磺和铁锅。不过，潮汕铁器多以走私方式出口暹罗进行。据《粤海关志》记载，潮汕庵埠、溪东、达濠等港口，每年有大量铁锅销往海南岛，而实际上这些铁器可能大量销往暹罗等国。

　　潮汕大量建筑材料也是暹罗所急需。暹缅战后，暹罗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以重建，潮汕建筑材料因此源源不断输往暹罗，其中有大量的砖瓦、琉璃瓷瓦以及各种金属材料。暹罗人还喜爱潮汕石雕，喜欢订购石像点缀花园，各大寺院也摆设有大量的潮汕石雕。于是，红头船商人从潮汕前往暹罗时，往往购买石雕压舱，此举也是为了航海安全，回程空帆船，使其不颠簸。

　　潮汕输往暹罗的商品还有书籍纸张。清代汀州府已是著名的造纸中心和印刷中心。“汀地货物，唯纸远行四方”，“以书版为业，刷就发贩，几半天下”。汀州的纸张和书籍多通过潮汕销往海外。除了日本外，暹罗也是较大的中国纸张书籍市场。清代潮汕与暹罗之间贸易关系的加强，暹罗成为潮汕瓷的主要海外市场，从而使清代潮汕瓷器生产得以延续。

　　潮汕移民成为暹罗开发重建的重要资源。当时大量潮汕人乘坐红头船来暹罗谋生，他们散布在尖竹汶、挽巴功府以及他真河、夜功河和湄南河流域等地，特别是1790—1800年间，潮汕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民不聊生，大量潮汕人前往暹罗谋生。1820—1850年，由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潮汕地区到达暹罗的移民，每年达1500人。到19世纪50年代初，暹罗华人达150万。潮汕向暹罗移民成为红头船的一项重要业务，1820年，潮汕移民乘船从樟林到曼谷须付船费约6元西班牙币，而暹罗“没有任何一只同中国做生意的船回到本国而不装上移民的”。

　　潮汕移民将潮汕种甘蔗的经验带到了暹罗，到19世纪上半叶，暹罗蔗糖生产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暹罗沿海和沿河一带广泛种植甘蔗。暹罗蔗糖已经开始返销中国，蔗糖在19世纪上半期成为暹罗米粮以外最重要的农产出口品。在拉玛三世时代，由于暹罗的潮汕移民众多，潮汕人喜食的各种干果和腌制品，也成为潮汕输往暹罗的重要商品。

　　伴随着红头船贸易的兴起，潮汕人留居新加坡经商贸易。清嘉庆年间，潮汕海阳庵埠人王钦和王丰顺即经营潮汕与新加坡之间的航运业。1819年后，莱佛士积极招募华商前来贸易，红头船商人也积极地参与这一贸易，新加坡逐渐成为红头船贸易之一环。道光元年（1821年），中国第一艘航舶从厦门抵达新加坡，潮汕红头船商人也继后南来。

　　红头船贸易由促进了潮汕与国内台湾、厦门、苏州、天津、海南等地的贸易。红头船商人以潮汕为起终点，每年春季乘坐装满潮糖或潮汀赣梅特产的红头船出发，从台厦入江浙，前往苏州，远至天津贩卖，所谓“春夏之交，南风盛发，扬帆北上，经闽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宁波、上海，然后，穷尽山、花岛，过黑水大洋，游奕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到了秋季，红头船商人又押着装满苏杭丝绸棉花布帛或北方杂货的红头船回航南方，或直接驶回潮汕，或继续驶往海南岛及东南亚地区，将丝绸布帛销往海外市场，换回潮汀梅以至漳泉等地所急需的大米。第二年春天，红头船才满载大米、木材、香料驶回潮汕，完成一周循环贸易。清代潮汕红头船商人以红头船为工具，以中暹米谷贸易为基础，联多种商品、多边贸易为一体，形成了潮汕—台厦—苏州（天津）—海南—东南亚的红头船商业贸易圈。

　　可见，在汕头开埠前，潮汕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红头船商人开启了与东南亚的贸易商路，形成了潮汕—台厦—苏州（天津）—海南—东南亚的红头船商业贸易圈，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是对潮汕红头船贸易圈的延续，而汕头在这一国际贸易圈中有其重要地位，起着积极的作用，是对潮汕红头船贸易圈的继承和发展。

　　1860年开埠，汕头因此而一跃成为著名的进出口贸易口岸，成为重要的国际港口，大大推动了汕头对外贸易发展，特别是与东南亚国家与地区的商业贸易往来，从而形成近代著名的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

　　路通财通。作为一个国际贸易圈，必然有其畅通的贸易路线，必然有着发达的海上航线，尽管这个国际贸易圈是区域性的。发达的航运无疑是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形成的必要条件，也是其运作发展的重要表现。汕头开埠后，海外华侨特别是潮商，纷纷购置轮船，创办船务公司，开辟与汕头的航运线。

　　1905年成立的“暹罗华侨通商轮船股份公司”（简称华暹轮船公司）是暹罗一部分火砻（即机器碾米厂）主和出入口商组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租赁外国轮船以掌握中暹贸易的轮船运输主动权。当时暹罗著名潮商郑智勇、张见三、陈黉利发起倡议，集资300万铢，成立于暹罗曼谷，租赁轮船8艘，其中4艘航行于暹罗与汕头之间。参与此事的都是与中暹贸易有关的暹罗潮商，他们大多先后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区域商业网络。如张见三的父亲张宗煌为“金成利行”东主，在香港建立了分行；陈黉利家族已在暹罗、香港、汕头、新加坡、槟榔屿、西贡之间建立了相当完整的区域性商业网络。而潮商组织华暹轮船公司，就是希望自己掌握的轮船能够成为连接其区域性商业网络的工具，从而进一步维护与巩固其区域性商业网络。

　　尽管西方商人有庞大轮船公司的优势，但潮商牢牢地控制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基础性商业网络，也牢牢地控制中国与暹罗及东南亚贸易的源头性行业。西方商人的轮船必须依靠汕、香、暹、叻各口岸潮商为其代理船务，安排货源，否则这些轮船在卸货后只能空船返航。特别是随着暹罗潮商在汕头、香港、暹罗、新加坡完成其各自的区域性商业网络构建，西方轮船公司也开始寻求与有着区域性商业网络的暹罗潮商合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挪威BK船务公司为在亚洲发展航运业务，委托具有区域性商务经验和多年代理航务经验的黉利家族（含乾泰隆行）代理船务，调派轮船10余艘（俗称“夏辈船”），来回航行于暹罗、香港、新加坡、马亚西亚、越南、缅甸、华南、华东、华北及日本各港口之间，航线遍及东南亚、中国、日本各主要口岸，前后达40余年。陈黉利家族的曼谷黉利总行设立中暹船务公司，总管挪威船务，又在航线所及各港口设立中暹船务公司分行，接洽轮船运输业务和开展船务工作，不仅有助于陈黉利家族以及其他潮商从事汕头、香港与东南亚的贸易，促进了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的形成，也进一步巩固了陈黉利家族在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的大米贸易主导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海外华商船务公司进一步兴起。泰国著名华商伍佐南独自开了一家船务公司，经营出入口贸易，如伦敦、南非、古巴、印度，吧城、星洲、香港，以及上海、广州、汕头、梅县等口岸，或设分行，或委托代理，其航行线路以汕头——东南亚线年代中期，泰国五位华商联合组成“五福轮船公司”（简称五福)，专门服务于汕头、香港、暹罗、石叻（潮人俗称新加坡为石叻，石叻源自马来语selat，即海峡）之间的国际贸易，在曼谷设立“同福利”商行，专做泰国与汕、香、叻的生意；泰国潮商卢雪卿在曼谷创立捷华船务公司，又在汕头设立捷利船务行，从事汕头与东南亚之间的海运业。潮商经营的长安保险公司也代理船务，其船只航行于汕、香、暹、叻之间。

　　新加坡潮商也纷纷投资开设船务公司，如和丰船务公司、华成轮船公司、陈元利船务公司，积极参与新加坡、香港与汕头的国际船运线年代，海外潮商基本上重新控制汕头、香港与东南亚的国际航运线，积极促进汕头及中国与东南亚的国际贸易发展。20世纪20年代，暹罗潮商廖公圃创设航行中国与东南亚贸易各港口的船务公司，为其他暹罗华商建立区域性商业网络提供更多的方便条件。

　　从1926年开始，香港英国轮船公司提高运费，加重华人出入口商的经营成本，曼谷五位华商于1927年酝酿组建五福船务公司（简称“五福”）。1928年，五福船务公司正式成立营业，卢川任董事长。参与创建的五位华商是卢川、马立群、陈振敬、高伯勷、陈禹生，其中卢川、陈振敬、高伯勷、陈禹生等4人均是潮商，都是暹罗的大火砻主和出入口商。他们也都在香港和新加坡设立了出入口行，有各自的区域性商业网络。“五福”的船务面向汕—香—暹—叻国际贸易，深受暹罗、新加坡、香港、汕头等地区进出口商的欢迎。在这一时期，曼谷潮属的长安保险有限公司也是代理面向汕—香—暹—叻国际贸易的轮船运输业务。30年代中期，卢雪卿又发起组建捷华船务公司，经营海洋轮船业务，其船务也是面向汕—香—暹—叻国际贸易。

　　繁盛的贸易是国际贸易圈的题中之义，是其重要标志。开埠的汕头，大力发展与香港、东南亚的商业贸易，积极融入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在推动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繁盛中扮演重要角色，起重要作用，成为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的一个重要埠市。

　　汕头与暹罗的经济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暹罗是海外潮人数量最多的居住地，潮人在暹罗有着较好的商业发展基础和商业发展环境；暹罗潮商也是海外潮商的主体，是近代潮商的最重要力量。近代暹罗潮商拥有雄厚的资本实力，他们集中于中暹贸易以及相关行业，而中暹贸易也就成为他们的生命线pg电子试玩平台。

　　开埠为汕暹经济贸易的发展提供大好契机。在汕头开埠的推动下，暹罗潮商以中暹贸易为基础，以近代轮船运输与金融业为先锋，不断向汕头、香港、新加坡等地扩展，从而构建了近代汕—暹贸易圈。

　　近代汕暹贸易以暹罗大米为大宗，暹罗米业可以说是汕暹贸易的源头性行业。面对着西方商人的强有力竞争，近代潮商奋起直追。1870年，澄海籍华侨高楚香在曼谷创立元发盛火砻，这是暹罗潮商最早建立的新型碾米厂。不久，另一澄海籍华侨陈黉利家族又在湄南河畔创立大型新式碾米厂，并迅速发展为7家新式大火砻。其他暹罗潮商也竞相竞相建立以机器为动力的新型碾米厂，巩固了潮商在暹罗米业的垄断地位，从而保证潮商在以大米为贸易大宗的汕暹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近代中暹两国贸易仍然主要是潮汕地区与暹罗之间的贸易，暹罗的米谷、柚木主要是输往以潮汕为中心的闽粤地区。近代暹罗对汕头的贸易输出额增长迅速，1887年为9277两，低于新加坡对汕头的贸易输出额。到20世纪初，暹罗就成为对汕头输出额最大的东南亚国家，并且逐年增长，1901年对汕头输出额为241，197两，1917年为302，203两，1927年为6，224，139两，1936年为7，961，927两。而输往暹罗的商品主要是满足潮汕移民需要的商品，如棉布、果品之类，很多是潮汕的土产与特产。1933年，专门经营向暹罗出口的暹效行总计营业额为2000万元左右；到1937年，土货出口额为55，519，012元，超过了外货输入额，也超过了本国移入额，土货出口主要也是针对以暹罗潮人为中心的海外潮人市场。

　　掌握中暹贸易的商人群体主要就是暹罗潮商。近代暹罗潮商是以经营暹罗进出口业为中心，其中对汕头的进出口为其根本。他们早在19世纪末就成立了汕头郊公所。“先侨经营进出口业，便是汕头为主要对象。凡是日常食用必需品及建筑器材等，都向汕头输进，而汕头方面所震要的东西，如米、柚木等等，则由这里输往出去，为促进同业间的互助合作，就成立了这个汕头郊公所’”。1923年，曼谷经营潮汕货入口廊的潮商商号有32家，30年代增至40余家。据相关资料，1920—1941年，泰国华商对“香叻汕”贸易的商号共有69家。湄南河畔的曼谷嵩越路成为潮汕土特产的销售中心。

　　因为有清代红头船贸易所构建的基础，同时近代潮商在东南亚各地的兴起，汕头、香港、暹罗、新加坡等地皆已经存在着潮人基础性商业网络，于是，近代暹罗凭借其雄厚的资本，深入汕头、香港、新加坡等地建立商业网点，建立自己的区域性商业网络，将已有的潮人基础性商业网络串连起来，构建近代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

　　新加坡与汕头的经济贸易，除了米谷贸易，还有香汕郊公局、酱园公局、金果行公局，分别与香港南北行、汕头南郊行、汕头酱园行、汕头果业行相对应，经营进口批销业务，后来合并为新加坡酱园、金果、香汕三郊合会。从事三郊行贸易的进出口商，大多为新加坡潮州商人，“香汕郊，即潮籍华侨，由沪、港、汕购入祖国土产杂货南来，发售与马来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各地。此业之商店大部分于二马路吊桥头一带pg电子试玩平台，全年营业，战前为千余万元(叻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暹罗潮商进军新加坡出入口业。从事暹罗进出口及粮食加工业的潮商在进军香港之时，也纷纷来到新加坡设立出入口行。早先有陈黉利家族在新加坡开设出入口行，构成其家族的国际贸易商业网络。20年代初期，暹罗大潮商卢川为了发展其家族的大米出口业务，在新加坡设立隆兴本分行。暹罗大潮商许则通也来新加坡设立商号，插手新加坡的出入口业。曼谷的大火砻主和出入口商高伯勷、陈禹生也相继来新加坡设立出入口行。暹罗潮商挟其垄断中暹米谷贸易源头性行业以及雄厚资本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新加坡与汕、香、暹的贸易。

　　进入20世纪后，新加坡潮人从事商业的为数最多，商业资本最雄厚，分布最广。1947年，从事商业的潮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2%。其主要行业大多是围绕汕—香—暹—叻国际贸易的行业，如米业为二战前新加坡潮商的最大行业，战前的外米主要来自泰国，其次是越南与缅甸。新加坡进口之米业，大部分亦操纵在潮人之手。其中，大规模的米商，甚至在曼谷自设火砻，直接将米产输入新加坡，如战前潮侨领袖如陈永锡、陈德润与蔡子庸等人，都是曼谷拥有火砻，经营米业而致富。

　　新加坡土产业情况较为复杂，经营土产商行所代理之土产，以椰干、胡椒、硕莪粉、栳枳与甘蜜为主。这一类土产多在印尼出产，可供工业原料、药物及食用等用途，因而也大部分交给洋行转销欧美市场。这一类土产出口经营者“多达三百八十三家”，而“营业者多为潮州人与闽南人”，其营业方式类似于南北行，代客批发土产，征收2%的佣金，清结帐务时一律以九八扣交，故亦称为“九八行。”据1938年调查显示，新加坡的九八行多达383家，主要集中在源顺街、中街、丝丝街、潮州巴刹等。

　　九八行的经营活动，按不同航线分为“海屿郊”“暹越郊”“香汕郊”等。海屿郊等是新加坡潮商发展起来的新行业。新加坡原来经营海屿什货的商家主要是在本埠，随着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的形成发展，出现了庞大的南中国及暹罗等地海屿什货市场。上海、厦门、香港、华南各地及暹越、马来西亚各港需货较多，而新加坡的海屿什货商也演变成进出口商，潮商凭借其在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的优势从事海屿什货贸易。1922年，以潮商为主体的海屿郊公所宣告成立。经营海屿郊者从印尼诸岛及婆罗洲等地贩运土产来新加坡，转运东南亚各地及中国内陆销售，大抵以鱼翅，燕窝，海参及猴子枣，犀角，鹿筋等贵重药材为主。暹越郊经营马来半岛与暹罗湾西岸的鱼干及树胶栳枳等土产。香汕郊则是经营香汕货品者，沿着新加坡——香港——汕头航线，从中国输入粮、罐头产品、干果、茶叶、烟草、生丝、土布、绸缎、陶瓷器、线香、南金（纸钱）、金属品和其他轻工业品，一部分销售于当地，一部分转销欧美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然后又通过香港、汕头向中国内陆输入海峡的土产、印度的和英国的工业品。经营“海屿郊”“暹越郊”“香汕郊”的，基本都是潮商，都是依托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

　　新加坡潮商在布业方面占据了垄断地位。战前新加坡的布业批发商几乎由潮汕人所独占，最初的布业潮商主要是经营欧美布匹的批发商，后来他们也代理日本布和中国布，分销给零售商，赚取厚利。这些日本布和中国布大多是由香港或汕头转口进入新加坡，也属于汕—香—暹—叻国际贸易的范围，著名的布商有陈永锡的永合成、张永福的新长美、沈蔼塘的庆顺成、万顺隆、陈德润的恒茂、元茂、王邦杰的生怡兴、廖正兴的万德兴、黄仙舟的森峰、致成、李合平的同福、吴竹村的永万隆、王文生的万合、沈荣嘉的美成、杨缵文的玉成、许戊泉的泉源、陈若愚的万永源、李星岩的振华丰、怡盛泰、黄芹生的廷发、骏丰等36家布庄。实际上，他们都是与汕—香—暹—叻国际贸易有关的潮汕商人。

　　自新加坡开埠以来，作为西方殖民者的殖民地，其经济就长期与西方市场有密切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殖民者的原料等掠夺地。新加坡的潮商经济明显分裂为两个部分，一是依托西方市场的种植业及其相关贸易业，二是依托汕—香—暹—叻国际贸易的粮食及土产进出口业，而且其近代命运也大不一样。近代从事汕—香—暹—叻国际贸易的新加坡潮商由于依托了潮商掌控的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得到了平等甚至是有利的竞争条件，而且熟悉市场环境，他们大多获得了长足与稳定的发展。

　　新加坡潮侨最早创办的银行是四海通银行。该行为华侨参加，潮侨占多数，资本也是潮侨占大部分。该行于1906年由潮侨黄松亭、蓝金升、廖正兴、陈德润等14人发起注册，1907年1月4日开业。最初资本额100万叻币，总行设在新加坡，并设分行于香港曼谷，在汕头、上海、伦敦及马来亚各埠均有委托代理。初期主要业务是吸收储款和经营商业贷款，同时兼营汇兑和保险。1911年又有李伟南入股，成为该行一大股东。李伟南的私人业务也是与汕—香—暹—叻国际贸易有关。他在新加坡创设再和成伟记及万益成汇兑信局，又创再顺隆香汕郊，并在芙蓉创设海泉及海泉栈。

　　一些依托西方市场的潮商也转而从事汕—香—暹—叻国际贸易。潮商杨缵文的父亲是一位经营欧美布匹批发的成功商人，在新加坡创设玉成号布庄。杨缵文后来弃儒从商，继承先业，生意日旺。后来，杨缵文创设永元成号，专营龟精捞迎土产生意，加入土产进出口业，“持筹握算，掌理得法，遂蔚成钜观”，成为近代新加坡著名潮商。

　　香港的转口贸易除了西方国家向中国大陆输出商品，主要是中国与东南亚贸易，而经营中国与东南亚转口贸易的行业主要就是潮州商人的南北行。香港南北行的生意实际上就是以香港为中心，将北线天津、上海、福州、汕头等地的豆类、食油、杂粮、土产等商品转至东南亚各地，又将南线泰国、新加坡、马来亚、越南、菲律宾等地的大米、树胶、椰油等土特产输往汕头等国内各地，互通有无，转口贩运，因而潮商的南北行转口贸易又成为香港转口贸易经济的重要组成分。1900年前后，香港有“南北行”商号90余家，潮人经营的就有60多家。米行、药材业、纸业、茶业、菜籽业、凉果业、柴炭业、汇兑业和侨批业等与潮汕有关的各行各业蓬勃发展。

　　香港的南北行贸易范围极广，南方有新加坡、马来亚、泰国、越南、印尼、柬埔寨、菲律宾、缅甸、印度等，北方有中国大陆及日本，包括有汕头、厦门、福州、温州、上海、汉口、青岛、天津、烟台、台湾等口岸城市；南方输往北方的商品有大米、树胶、木材、藤、椰油、皮革等，北方输往南方的商品有土产、药材、京果、生油、豆类等。当然，中暹之间的大米及土产贸易在早期的香港南北行贸易仍然占有突出的位置，香港早期的南北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清代潮州红头船增设的一个中转站，后来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

　　创办香港第一家南北行的元发行就是暹罗华商高元盛。1843年，即在香港开埠后不久，高元盛正式在香港南北行街（即今文咸西街）开设元发行，并在西环拥有可以堆放暹米和南北土产的大货仓，主要是从事中国与东南亚的转口贸易。1853年，高元盛将元发行让给暹罗曼谷同宗、人称“满华船长”的高楚香（即高满华）接手经营。高楚香熟悉中暹米谷贸易，其在曼谷的商号又代理外国轮船公司曼谷香港航线的船只，由暹罗联号元发盛将白米运来香港销售。他的香港元发行大货仓增至10间，南北行的转口贸易业务繁忙，在这个期间，元发行一直居于华人商行的领导地位。后来，高楚香与人联合创办万安保险有限公司，深入到与南北行贸易有关的金融保险业。

　　高楚香死后，他的儿子高舜琴（学能）执掌元发行，当时高舜琴年仅26岁，元发行日常店务运作实际上由高舜琴的表兄陈春泉负责处理。光绪十五年（1889年），高氏家族分家，高学能负责家族的香港生意。他不停地来往香港、暹罗、新加坡、安南等地，亲自招揽客商，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取得爪哇糖王黄仲涵的白糖代理权（华南地区），元发行因此进入了黄金时期。高学能先后与陈春泉、阮镜波合股开设裕德盛、福泰祥行，又在广州开设成发行，日本神户开设文发行。1900年，高学能在汕头开设嘉发银行，生意网遍及华南、东南亚各地。元发行共有21间货仓，高学能个人在香港拥有两间铺及17间货仓，在各地的资产也多不胜数。

　　香港第二家南北行——乾泰隆行的创建者是饶平县隆都区前美乡（1949年以后隆都区改隶澄海）的红头船主陈焕荣。1840年后，他自置红头船，行驶于汕头、香港、南洋各地，及上海、青岛、天津等地，经营至为顺利。1851年，陈焕荣鉴于出入口贸易之重要，且利用自身航运之利便，乃与族人合资，创设乾泰隆行于香港之南北行街，并在西环拥有大货仓。乾泰隆以其红头船为依托，从事中暹贸易，采办中国土产运销南洋各地，复以暹米运销港、粤。

　　陈焕荣的长子陈慈黉很早就接手了乾泰隆的业务。他非常有商业眼光，看到在香港依托红头船从事中暹贸易已经落伍，认为暹土肥沃，有利创业，就于1871年在曼谷创设陈黉利行，从事中暹贸易，进入了暹罗大米的生产加工行业，其尤以运销暹米为大宗，又以米业日形发达，陆续创设火砻（机器碾米厂）。从此，暹罗陈黉利行一跃为黉利家族企业的旗舰，而香港乾泰隆行则成为暹罗潮商黉利家族进行区域性经营与转口贸易的枢纽。20世纪初，乾泰隆又增设乾昌利行，暹罗陈黉利总行又在香港开设黉利栈以运销暹罗大米。

　　由于香港国际自由港的地位，同时处于中国大陆与东南亚之间的中间位置，从事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潮州商人纷纷看好香港，迁至香港发展中国与东南亚的转口贸易。特别是暹罗经营中暹贸易以及粮食加工的潮商大举进入香港。19世纪90年代初，曼谷潮属“金成利行”东主张宗煌为了将其辖下火砻、火锯加工生产的暹米、柚木、什柴等运销香港，并从香港采办中国各省货物输往暹京曼谷，亲到香港创办了资金雄厚的“金成利”出入口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暹罗大火砻主刘继宾、郑智勇、李竹漪以及经营土产进出口的许必济先后来香港设立分行，形成了暹商潮商对香港南北行的主导地位。

　　香港潮商人的南北行成为香港最早的行业，其发展速度惊人。如输往香港的蔗糖，“在1869年到1876年之间，蔗糖的输出不止于原先的两倍，从581，000担增加到1，447，000担”。从1902年到1917年，汕头输往香港的货品价值由674142两增至2476510两。十多年间约增长了三倍左右。根据1868年汕头海关报告，1867年有234条夹板船驶进汕头港，载走“运往香港的纸张”。

　　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香港南北行已渐成气候，贸易规模巨大。经营香港南北行贸易的潮州商人也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崛起于香港乃至华南地区。1868年，高楚香、陈焕荣、招雨田、陈殿臣、胡鼎三等潮商发起组织南北行公所，这是香港华商最早的同业组织，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同业组织。1869年，高楚香代表华人出入口行出任香港东华医院的首任院董。1871年，国内潮商在广州倡建潮州八邑会馆，邀香港、广州、佛山、汕头等地潮商赞助，各地潮商共捐银5万余两，其中香港元发行、乾泰隆、合兴行（潮安柯斗南、王少成合办）、广荣盛行、万福成行、永祥顺行、乾元兴行、恒丰行、顺发行、怡丰行、怡泰行等25家潮商大户即捐银3万余两，另外香港大潮商还垫借会馆1万余两。香港南北行的潮商在建设广州潮州八邑会馆出力最大，香港著名的南北行商人高满华、陈春泉、陈焕荣等均参与其事，因此广州潮州八邑会馆的物业由聚和堂主管。1930年以前，香港的聚和堂管理权是由香港南北行的元发、乾泰隆、裕德盛、元成发、承兴等5家充任值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发展，香港南北行贸易更加活跃，每年从华北输入转销的豆类就达8，000万元。大量潮商也在这一时期涌入香港从事南北行生意，特别是暹罗从事进出口贸易与大米加工的潮商为了将汕—香—暹—叻国际贸易连为一体，纷纷在香港及新加坡等地设立分行。

　　暹罗潮商涌入香港，又大大增强了香港南北行运营资本，香港南北行贸易更趋活跃，香港成为东南亚与南中国最大的转输中心，汕头最大的贸易伙伴由曼谷改为香港，甚至“潮州与暹罗、马来雅(亚)、越南、苏门答腊、瓜哇等的金融汇兑以香港为总站，芜湖、汉、天津、北部各省汇驳总站在上海，然上海款项十之八九由香港转汇而至”。

　　1930年以前，潮商在香港开设的庄口有200余家，其中汕头、潮州庄专营港汕之间贸易的庄口有12家，以暹罗庄口营业较大。虽然香港转口贸易曾因为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一度衰落，但香港的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中转站地位已不可动摇。30年代中期香港南北行再度兴旺。据1935年的调查，当年由汕头输往香港的鸡蛋有十万枚；由潮阳输往香港的柔鱼5万斤，蹄脯5万斤；由惠来输往香港的猪3万头，鸡鸭20万只，等等，其中大部分应该是在香港转口输往东南亚地区。

　　开埠后的汕头，大力发展与马来西亚的经济贸易。北马的槟城有不少从事汕头、香港、暹罗与马来西亚贸易的潮商，如原籍潮安枫溪乡的黄木荣，1921年与吴佩珊合作“鸿发瓷器行”于槟城中街，1924年独资开创“鸿裕瓷庄”于缎罗申街，从事入口瓷器，也取得成功。槟城的潮商公所成立于1933年，它是槟城唯一的一个仅限潮人参加的商业社团，也是槟城出入口批发商的商业社团，实际上也就是从事与汕头、香港贸易的潮商组织。甚至在它的成立之初，其成员仅限于那些从事香汕效的潮籍出入口商，公会的成员大多集中于槟岛乔治市的中街、缎罗申街及打铁街这几条靠近槟岛港口的街道上，他们专从汕头（后来包括香港）运入各种种样的日常杂货用品。

　　总之，因开埠而提供良好的历史契机和有利的条件，暹罗、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加强了与汕头的经济贸易联系，建立了完整的海上贸易航线，从而形成相当可观而繁盛的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贸易圈是国际的，也是区域性的，是多个国家与地区共同努力、合作的结果。开埠的汕头积极发展与贸易圈中的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贸易，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成为这一贸易圈的重要埠市。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